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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印度模式”是印度国情的产物

近年来，有人提倡软件发展的“印度模式”，他们认为印度是“软件大国”，中国应仿照印度，主攻外包，这种观点值得商榷。

　　2005年印度软件产业只占世界软件产业的3.6%（中国占5.9%），所以印度不是“软件大国”，真正的软件大国是美国，它占据了世界软件产业的39%。不过，印度可称为“软件和服务外包大国”。

　　软件和服务的外包在软件产业链中处于低端。印度有约100万软件人员，2005年软件出口总额为234亿美元。与此相比，微软有6万员工，年销售额为 400多亿美元，几乎相当于二个印度；IBM软件部门有3万员工，年营收额是170亿美元，接近于一个印度。微软、IBM等美国公司的高效益，来自于它们自主版权的软件产品，尤其是操作系统、数据库管理系统、中间件、Office等等平台性的基础软件，它们处于软件产业链的高端。

　　印度软件业只有外包一支独秀，不成体系，很少有自主版权的产品，根源在于印度缺乏国内市场。在国际软件市场已被外国公司控制的情况下，印度只能在外包领域，依靠其廉价的、训练有素的软件队伍嬴得这一低端市场，印度走外包道路是印度国情决定的。

“印度模式”不适合于中国

有人把各国发展软件的各种模式归结为：美国——“全面领先模式”；日、韩——“整机带动模式”；以色列——“产品主导模式”；爱尔兰——“软件集散模式”；印度——“外包服务模式”。可见，各国究竟采用何种模式应从自己国情出发。

这几年，中国许多地方学习印度是有成效的，突出的是北京、上海、大连等地的对日外包，但总体上，外包在中国软件产业中只占一小部分。2005年中国软件出口（其中还包括嵌入式软件和自主版权软件的出口）在软件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只有7.6%，而且这一比重在逐年下降（2002年比重曾达11.3%），这是因为中国软件的国内市场比国外市场增长得更快。此外，目前中国从事外包的软件人员估计也只占总人员的10%左右。

　　虽然各地在外包方面的投入远远超过了在其他软件方面的投入，但效果并不成比例，倒是投入很少的基础软件所取得的进展比外包要明显得多。经过这些年，企业对外包已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，例如用友、金蝶等知名企业都已将外包业务剥离出去，重新集中于它们的核心业务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外包是印度软件业的“九个指头”，但只是中国软件业的“一个指头”；外包是印度的优势领域，但不是中国的优势领域。中国外包做得好的企业，如东软、华信等等主要是对日（这里，中国企业有一定优势），可惜日本的外包业务只占全球外包业务的10%，在主要的、英语国家外包市场上印度有明显优势。在相当长的时期里，中国在外包方面赶不上印度，正像印度在制造业方面赶不上中国一样。而且，与软件业中的基础软件、应用软件、嵌入式软件、系统集成、国内软件服务等相比，外包只对GDP和就业有直接贡献，对于保障信息安全、提升制造业竞争力、促进软件正版化等都没有直接贡献。如中国照搬“印度模式”，将软件业主体引向外包，不仅是“以己之短，攻彼之长”，而且是将软件产业从优先发展的战略产业降格为普通产业。

中国发展软件的国情特点

既然中国不能仿照“印度模式”，发展软件的“中国模式”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，这主要是：

　　一、巨大的国内软件市场。

　　　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，中国推行信息化和正版化产生了对软件的巨大需求。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，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要求，以及《政府采购法》等等政策的实施，使国产软件在国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优势。各类国产软件，包括基础软件和应用软件在内，一开始不可能立即进入国际市场，但依托国内市场，可以发展、成熟起来，这恰恰是印度所不具备的条件。例如，方正排版软件正是依托国内市场使自己发展、成熟后，走向了国际市场。

　　二、巨大的ICT制造业。

　　今天中国的ICT制造业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，但大多数企业是做简单的加工装配，工业附加值和利润率都很低。为了提高竞争力，优化产业结构，对于嵌入式软件有很大需求，并容易取得效益，华为、中兴等已有成功的先例。通过制造业的整机带动，可以有力地促进嵌入式软件的发展。

　　三、以Linux为代表的开源软件的兴起。

　　当前，以Linux为代表的开源软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，为中国软件业，尤其是基础软件的发展创造了机遇，使国产基础软件有可能打破跨国公司的垄断，从无到有发展起来。开源软件使中国软件可以在一个开放的条件下自主创新，可以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新”，使软件产业链各个环节迅速提升到国际水平。

发展软件的“中国模式”

　　中国的国情和发展趋势表明，发展软件的“中国模式”就是“自主创新模式”，即：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指导下，依靠内需拉动和整机带动，建立自主、完整的软件产业体系，同时大力发展外包和自主版权软件出口，使中国发展成为一个软件强国。

　　这种发展模式不同于其他国家，它的要点是：

　　一、着重发展基础软件，积极推广使用Linux,在Linux平台上构建中国自主软件产业体系，确保中国的信息安全和软件产业的自主性，并支撑国产CPU的发展，因为国产CPU依靠Linux才能运行。

　　二、以信息化应用促进国产基础软件和应用软件的集成应用，以价廉物美的国产软件和服务推进信息化建设和软件正版化；以强大的制造业带动嵌入式软件，以嵌入式软件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。

　　三、大力发展软件出口，既包括软件和服务的外包，也包括自主版权的软件产品出口。随着国产软件在国内市场上走向成熟，自主版权软件的出口贡献将逐渐增加。

中国发展软件的障碍

实现发展软件的“中国模式”的障碍主要不是来自物质方面，因为中国软件人员的工作条件已经与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差别，中国软件的政策环境也已十分优惠，现在的障碍主要是来自精神方面。

　　一、缺乏民族自信心。

　　有人认为，软件产业链环节的提升需要长期积累，国际软件产业分工格局的现状在今后一个时期内还难以改变，因此主张先引进跨国公司技术，然后再自主创新。这些人根本不相信中国人能做基础软件、大型软件，认为中国只能像印度那样为发达国家打工。

　　那么究竟中国人能不能做基础软件、大型软件呢？事实可以为证。

　　中国的应用软件（如财务软件、ERP和各种行业应用）以及系统集成，本来就有较好的基础，即使是原来薄弱的基础软件，这几年在国家支持下，国产操作系统、数据库管理系统、中间件、安全软件和Office办公套件等等也都取得了群体突破。仅2004年政府正版软件采购一项，由于有国产软件的竞争，就为国家节省了8亿元，超过了十五期间软件专项的全部投入。以新发布的永中Office 2007版为例，它已具有微软Office中三大应用的九成以上功能，还有数据集成、应用集成、科教模块等创新功能，可以全面替代微软Office。众所周知，Office是微软公司利润的一个主要来源，属于重要的基础软件、大型软件。微软对Office的投入约百亿美元，有3000人开发，用了约20 年；而永中只投入了1亿人民币，300人开发，用了6年时间。事实证明，中国人不仅能做基础软件、大型软件，而且只需很小的投入，很短的时间。

　　现在看来，从零开始，开发一个源代码百万行量级的大型软件，中国人可以用5年左右做到实用水平。国产Office，普元的构件平台EOS，金蝶的 Apusic应用服务器……都是如此，如果是基于开源软件开发，如中国各家Linux操作系统，时间上还可能缩短。应当指出，中国人不仅在外包服务方面有 “比较优势”，在开发软件方面甚至有更大的“比较优势”；一般说来，印度工程师执行外包任务的表现优于中国工程师，而中国工程师开发自主版权产品的表现优于印度工程师。我们决没有任何理由妄自菲薄。

　　二、某些跨国公司的影响。

　　由于某些跨国公司在一些软件领域占据了优势、甚至是垄断地位，它们的软件“先入为主”，使国产软件很难进入市场。这时，政府理应通过政府采购、“首购”、“订购”等方式，率先使用国产软件。北京平谷区总结他们推广国产软件的经验时说得好：“软件是用出来的”！是否能提供市场支持是国产软件能否成功的关键，这比其他任何支持都重要，这正是各地政府应真正着力解决的问题。目前，虽然有《政府采购法》和支持自主创新的60条政策，但不易落实。例如2004年政府正版软件采购中，国产软件就只得到1/3的采购金额。

　　一些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将外包作为主业是有理由的，但一些地方不问具体条件，将外包作为软件主攻目标，往往是受某些跨国公司的影响。早在2002年，微软支持麦肯锡写的《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》就主张中国做外包，但不要做操作系统。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它们宁愿中国与印度竞争，降低外包成本，而不希望中国在基础软件领域与它们竞争。为此，某些跨国公司给予外包订单和培训的支持，推动地方发展外包。当然，这可以成为一种平等互利的合作——跨国公司提供订单和培训，中国公司提供优质低廉的外包服务。但有些地方以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作为回报，结果是，将宝贵的国内市场让给跨国公司，影响了软件产业整体的发展。

　　显然，我们不应按照某些跨国公司的意愿，将中国软件的主体转向外包，忽视甚至牺牲软件产业的整体，包括基础软件、应用软件、嵌入式软件、系统集成和国内软件服务等的发展。

　　当前，国际上软件技术的更新换代突出表现为开源软件和互联网的兴起。互联网是开源软件的生存环境，而开源软件是互联网的发展支撑。例如，世界最大的互联网企业Google的业务就建立在开源软件之上。今天，国际软件产业分工的旧格局已经打破，长期积累并非必要，软件领域的后发优势愈来愈明显，互联网企业（包括世界的和中国的）几乎都是新兴企业就是明证。中国软件业幸运地处在这个更新换代的时期，中国人又非常适合做软件，可以说，没有什么软件是中国人所不能做的，除非是我们自己不做。

　　总之，发展软件的“中国模式”就是“自主创新模式”。只要我们坚持自主创新，克服思想障碍，按照中国国情，创造“中国模式”，中国软件产业就能实现跨越式发展，中国丰富的人才资源就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。